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的实践逻辑
引用规范：叶欣，陈绍军.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的实践逻辑[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5）：91-97.
作者简介：叶欣（1980—），女，江苏扬州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移民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研究。
摘 要：考察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下乡村教育转型的社会动因，揭示农村校舍“空心化”和城镇校“大班额”并存等县域校际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结构性原因，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高效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成为当前乡村教育面临的重要议题。以皖中F县为例，考察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的实践逻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使得乡村中小学面临“生源挤压”困境，为了应对生源数量逐年减少、生源质量普遍下降等问题，以保障学生就近就地享有高质量教育为目标的政策体系积极回应，并通过适度有序的“撤点并校”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以“少年宫下乡”与学生寄宿制为代表的社会参与体系也是构建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呈现“多维互构”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乡村振兴；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多维互构
努力让每个农村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是实施乡村战略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任务。但是，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村教育仍然是教育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存在如基础设施条件差、寄宿制学校建设明显滞后、农村校舍“空心化”和城镇学校“大班额”并存以及乡村教师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因此，针对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继续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大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力度，逐步建立健全覆盖全民、普惠共享、城乡融合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以及构建城乡义务教育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就兼具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构建城乡义务教育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让每一个农村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正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所指出的，“统筹规划布局农村基础教育学校，保障学生就近享有有质量的教育。科学推进义务教育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实现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因此，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转型的社会动因，揭示农村校舍“空心化”和城镇学校“大班额”并存等县域校际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结构性原因，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高效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就成为当前乡村教育面临的重要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乡土中国”及其在城镇化建设中的现实际遇。系统爬梳既有研究发现，目前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转型的相关研究大致集中在下述维度：
首先，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转型的实践样态。所谓“文字上移”是与费孝通“文字下乡”相对的一个学术概念，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乡村教育出现的一种新趋势和新样态。当前中国乡村教育转型最显著的一个社会事实莫过于20世纪末期以来由国家直接推动和主导的大规模、大范围、运动式的乡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撤点并校”以及以“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为标志的乡村义务教育现代建设工程。在“后撤点并校”时代，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乡村教育当代转向的实践样态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多元化、复杂化的变迁与转型。
其次，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转型的发生机制及其引发的社会后果。有研究指出，“村不办小学，乡不办中学”的乡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在解决“人民教育人民无法办”这一现实困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校的办学负担和教育成本，并且使得传统乡村教育的整体性隐性教育功能无法有效发挥甚至逐步消退，从而导致乡村教育功能的工具化和物质化，最终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教育不平等。有学者则更加关注从微观层面系统反思以“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为标志的乡村义务教育现代建设工程所引发的一系列“非预期性后果”。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由晏阳初主导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针对传统乡土社会全体成员的“平民教育”的话，那么，中国当代乡村教育的本质应当在乡村振兴大战略背景下寻求对乡村教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元内涵意义的系统性整合，并试图寻求一种乡村文化、乡村生活和乡村教育“三位一体的乡村教育振兴之路” 。因此，本文以皖中F县乡村教育变迁的实践过程为例，从市场国家社会三位一体层面采用多维互构的框架，系统性考察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从“撤点并校”到“后撤并时代”的变迁机制及其微观实践逻辑。
二、“生源挤压”：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社会动因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变迁的首要实践维度是人口流动下的“生源挤压”。笔者提出生源挤压是直接受人口社会学婚姻挤压概念的影响。婚姻挤压是指在适龄男女两性同期群中出现的数量不平衡现象，表现为男性相对女性不足或女性相对不足现象。鉴于婚姻挤压概念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笔者所谓的生源挤压是指这样一种现象：随着乡村振兴进程的进一步加速，村庄流动性增强使得人口迁徙的同时也引发家庭教育实践场所的外迁地导向，换言之，随迁受教育成为大部分流动人口居家迁徙的现实选择和集体行动；因此，这就导致好的生源逐层向上一级地区流动，从而使得传统乡村教育面临生源危机。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F县部分乡村学校也面临生源挤压的现实困境，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新型城镇化引发的举家迁徙是生源挤压生成机制的逻辑起点。
举家迁徙引发随迁子女教育“脱域”化转型。所谓随迁子女教育“脱域”化转型是指在“后乡土社会”里举家迁徙的同时将子女随迁至迁入地接受教育，但因城乡二元体制运作惯性及其公共教育资源的分层化分配机制，使得随迁子女只能接受一种“脱域”化教育。同时，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受访家长都认为这种随迁导致的“脱域”化教育比留守在老家里更有优势，虽然他们也承认子女可能在陌生教育环境中面临一系列适应困境，但他们还是做出了随迁的选择。T镇中学初一家长MEL告诉笔者他的理由。
“孩子马上升初一了，作为父母我们也希望能提供一个相对较好的教育环境给他，上个月我们在F县联系了一个初中，虽然是F县比较一般的中学，但是也比乡镇中学的教学质量高，毕竟那里的老师都比较有水平的，这样虽然平时上班也没太多时间照顾，但下班结束后毕竟能照应到一点。”（访谈记录20161203-FXTLMEL）
从MEL的陈述中可以发现，虽然他意识到儿子到市区的一个陌生环境里接受教育会存在一系列适应性问题，但可以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质量和教育环境。另外，出于家庭教育结构完整和亲代抚育模式的必要性，他认为把儿子带出来接受教育也能得到完整的家庭教育和家庭照顾。显然，上述逻辑是一名普通家长兼顾生计模式、教育质量和家庭抚育等多维因素综合权衡的理性选择。学生作为教育“脱域”化转型的直接实践者存在多元化行动逻辑。所谓学生作为教育“脱域”化转型的直接实践者存在多元化行动逻辑是指因年龄结构、年级分布与学业成绩差异而对随迁受教育存在多元化态度和多样化动机。当笔者问及“为什么觉得县城中学比乡镇好”时，受访的一名中学生告诉笔者：
“F县中学的老师都是师范类的研究生毕业，他们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是我表妹告诉我的，而且确实我表妹会的题目比我多，所以，我认为县城中学要比乡镇中学好。”（访谈记录20161203-FXTLXM）
笔者查阅了F县S中学近5年生源变化情况发现，2012—2013年转出学生9人，2013—2014年转出学生16人，2014—2015年转出学生22人，2015—2016年转出学生38人，2016—2017年转出学生55人。显然，近5年来生源流失率不断增加；其中，高年级学生随迁就读的比例和意愿相对较高，而低年级学生随迁就读的比例则相对较低；成绩优异的学生随迁就读的比例和意愿相对较高，而学业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或者学习能力不强的学生随迁就读的比例和意愿相对较低。
从乡镇学校角度而言，举家迁徙引发生源挤压是一种个体理性导致的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未预期后果”。作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的重要变迁样态，举家迁徙引发随迁子女教育“脱域”化转型并进一步导致乡村教育实践场域里出现生源挤压现象，这种个体理性引发的非预期性后果也对学校教育实践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作为乡村教育最直接的影响形态，教育本身应有的功能难以发挥，如学校日常教学成效逐年下降，由于优质生源流失，导致升学成绩平均分逐年下降。从师生结构角度而言，由于生源流动率较高，包括流失率和流入率均较高，使得教师流动率也逐年升高，从而导致教育连续性不高、教学质量延续性不强。因此，返乡“再嵌”融合教育问题也是生源挤压对传统乡村教育的重要影响形态和作用路径。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村庄流动性增强使得人口迁徙的同时也引发家庭教育实践场所的外迁地导向，这就导致好的生源逐层向上一级地区流动，从而使得传统乡村教育面临生源危机；同时，作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的重要变迁样态，举家迁徙引发随迁子女教育“脱域”化转型并进一步导致乡村教育实践场域里出现生源挤压现象，这种个体理性引发的非预期性后果也对学校教育实践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三、“撤点并校”：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政策回应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明确指出，随着我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逐年增加、农村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农村学龄人口不断下降，各地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了布局调整和撤并，改善了办学条件，优化了教师队伍配置，提高了办学效益和办学质量。一方面，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乡村社会结构流动性进一步增强，“乡土中国”蜕变为“后乡土国”，“空心化”“空壳化”“无主体化”“空巢化”已成为后乡土中国的新常态和新样态，乡村教育实践场域的社会结构发生质的型构；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撤点并校”是基于乡村教育结构转型，将优质资源集中分配并优化配置结构。因此，放弃“一村一小学”的散点式办学模式，积极推进教育资源优化和配置机制改革，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学质量，客观上可以促进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本身也符合目前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的基本特征。
作为“生源挤压”的应对策略，“撤点并校”也使得乡村教育发生都市化转型。学术界曾就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理念、方向、目标、路径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产生了大量的研究，但仍然存在是农村教育城镇化还是守护乡土教育本真、离农性还是为农性、文字下乡抑或是文字上移等系列农村教育发展的二元争论，至今仍未就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取得实质性共鸣。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F县Z镇乡村学校在“撤点并校”政策实践过程中，乡村教育实践模式呈现都市化转型特征，其作用机制主要集中体现在教学实践模式、学校日常管理模式、师资结构再生产模式3个维度。
作为乡村教育实践模式都市化转型的首要实践样态，教学实践模式的转型集中表现为现代化，“撤点并校”后乡村学校教学模式的主要变化是按照城市先进学校的模式进行复制，笔者曾就此问题对F县Z镇中心学校L校长进行过深度访谈。
“教学模式的变化主要是向城市先进的兄弟学校学习，我们曾多次组织学校中层以上领导到F县和市区有关先进中小学学习考察，目的就是要响应F县教育局关于乡村教育现代化的一系列文件精神。所以，“撤点并校”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当它需要和乡村教育现代化发展需求结合起来的时候，不撤并学校怎么开展工作呢?”( 访谈记录20170224-FXZLS)
作为“撤点并校”后乡村学校教学模式的主要样态，都市化转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作为乡村教育实践模式都市化转型的另一重要表现形态，学校日常管理模式转型呈现出显著的科层制特征。因此，改革城乡关系，重建乡村文化，明确教育目标，再塑乡村教师，从而改变乡村及乡村教育的落后面貌是走出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教育迷失的必由之路。
师资结构再生模式的现代化变迁是学校日常管理模式科层化转型的必然产物和预期性后果。作为学校日常管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机制，师资管理模式也随之发生现代科层化转型。但是，无论学术界关于“文字上移”及其引发的“师生去留”问题作出何种考量，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教师管理的科层化都存在实践合理性，而非部分学者关注的“在师资政策之维,按需培养责任型乡村教师”。《F县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法（2017—2020年）》中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和倾斜性扶持政策能够促进全县师资优化配置和基础教育一体化发展。
县域校际资源均衡的能动性实践
少年宫教育在我国已经走过6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与学校教育并肩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制度建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指出，由各级政府投资建设的专门为未成年人提供公益服务的少年宫、青少年学生活动中心、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等场所定性为公益性事业单位，规范了实施主体的性质、功能和作用，以及各地政府要为少年宫的建设和运营承担起责任。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少年宫下乡”基于衔接教育福利、整合儿童福利源、丰富儿童福利等实践形式，成为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教育制度如何实现与现代都市教育制度体系的有效衔接手段之一。作为政府行为的“少年宫下乡”实践与乡村教育体系部分程度实现了有效衔接。笔者针对“少年宫下乡”的问题对F县分管教育的X副局长进行了深度访谈。
“2014年我们在ZP中学试点少年宫，就设立在中学空闲教室和会议室里，利用周末时间，帮助孩子提高综合素质，少年宫辅导教师则由ZP镇中小学教师义务承担。所以，总体来说，政府提倡少年宫下乡对乡村教育发展有很大的益处。县教育局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及时总结ZP镇少年宫建设和发展中的有益经验并进行推广。”（访谈记录20170209-FXXRQ）
少年宫教育课程结构逐渐趋于乡土化与现代化的有机融合。少年宫教育课程结构是指少年宫教育课程内部各要素、各成分、各部分之间合乎规律的组织形式和常规模式；同时，作为青少年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实践机制，乡村学校少年宫作为一种新型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开发模式在实践中逐渐显示出其生命活力。另外，少年宫教育功能逐渐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相互耦合，通过乡镇中小学教师的义务辅导，为乡镇中小学学生提供标准化的教育实践课程，实现人文素养和课业知识同步发展。此外，作为政府行为的“少年宫下乡”对乡镇中小学本身建设发展也有积极意义，通过场地建设和基础设施完善，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教育差异。因此，少年宫应重新明晰自身的定位，深化青少年公共服务职能，从供给侧和用户思维去解决服务产品、服务能力和服务供给，致力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的民生基础服务项目。
作为家庭教育功能替代的首要机制，学生寄宿制已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能动性应对的新样态，在应对“撤点并校”政策负面效应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在F县Z镇中心学校的调查中发现，该校在建立健全学生寄宿制度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因此，笔者就学生寄宿制度的问题对Z镇中心小学分管副校长进行了深度访谈。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学生寄宿制度，我们学校也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尤其是2014年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和规定，比如，《Z镇中心学校公寓管理规定》《Z镇中心学校公寓安全管理条例》《Z镇中心学校学生公寓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构建完善的学生寄宿制度，目的就是要解决“撤点并校”后学生就近就地入学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负面问题。”(访谈记录20170209-FXSSQ)
学生寄宿制通过构建新型家校互动机制实现部分家庭教育功能替代。家校互动缺失、隔代抚育等现实困境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育面临的重要现实困境，也是“撤点并校”政策效应负面机制的社会基础；另外通过乡村学生寄宿制学校内涵式发展的功能再造部分程度的寄宿生活，实现家庭教育功能学校化 。
学生寄宿制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有效缓解“撤点并校”负面政策效应。“撤点并校”通过集中办学资源和优质师资并基于集中化教学模式化解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同时，“撤点并校”政策本身产生的负面效应，如增加了农村学校学生上学难度，不利于农村学生就近入学等基本原则，可以通过学生寄宿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如对农村偏远学生进行必要的住宿政策倾斜和资金扶持等，使其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也不因通勤问题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学生寄宿制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有效缓解“撤点并校”负面政策效应。
学生寄宿制通过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部分替代家庭教育功能缺位困境。现代学校日常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不仅有利于寄宿学生获得良好的行为约束和规范养成，也有利于学生通过良好的行为约束和规范养成有效缓解隔代抚育、家庭教育缺失等现实问题；基于现代学校日常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辅之以教师公寓制度进而重构与改进师资队伍、拓展家校合作形成教育合力并丰富拓展学校的教育时空从而有效缓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重要现实困境，如家校互动缺失、隔代抚育等。
五、“多维互构”：
县域校际资源均衡的多重逻辑
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实践样态以及乡村教育转型的发生机制已基本取得共识，即以“撤点并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为标志的“撤并时代”下，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实践样态可以高度概括为——“文字上移”。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多元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乡村教育实践者基于“撤并时代”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系统性反思乡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战略布局调整，更加关注于乡村教育的社会文化功能和乡村振兴功能，从而使得乡村教育研究视角从单纯物质导向的“集约化”“规模化”及其所追求的经济效应,转向一种乡村文化、乡村生活和乡村教育“三位一体的乡村教育复兴之路”，并使得当前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实践样态开始出现多元化、复杂化转型。因此，以市场、国家、社会切入变迁中的乡村教育则会发现，多维互构的乡村教育变迁逻辑存在市场推拉作用下的“生源挤压”、公共社会政策下的“都市化转型”以及社会结构转型下的“能动性回应”3种不同变迁路径和实践样态。
首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留守与流动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导致的乡村教育“生源挤压”，成为当前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及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的实践动因。举家迁徙引发随迁子女教育社会空间的“脱域”化转型背后的逻辑则是一种兼顾生计模式、教育质量和家庭抚育等多维因素综合权衡的家庭理性；乡村中小学生作为教育“脱域”化转型的直接实践者存在多元化行动逻辑，其教育社会空间“脱域”化转型的社会动机也存在多元化特征并因年龄结构、年级分布与学业成绩而呈现出差异化分布特征；另外，随着教育社会空间的“脱域”化转型的进一步加速，乡村教育的社会结构和基础功能也发生了实质性变迁，最突出的表现样态则是“生源挤压”。
其次，作为乡村教育“生源挤压”的政策回应，实践中以 “撤点并校”为代表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在统筹规划布局农村基础教育学校，保障学生就近就地享有高质量教育，构建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长效体制机制，以及健全城乡义务教育融合发展政策体系等方面，起到了应有的政策效果。“撤点并校”政策效应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式，以及行政机制下“都市化转型”集中体现在“撤点并校”政策效应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两个层面的不同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式；这一政策效应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式集中体现在“乡村教育的师资结构”和“乡村教育实践模式”两个基本维度，表现为“家庭结构半留守化”和“抚育模式多元化”的都市化转型。
最后，建立健全乡村教育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的多元化社会参与机制和制度化社会投入体系，激发家庭、社区等社会主体参与并投入乡村教育，最优化县域校际资源配置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也成为制约当前乡村教育振兴的现实问题。社会倒逼与乡村教育能动性反应成为应对政府行为的“撤点并校”和“文字上移”的重要回应型机制，且社会倒逼与乡村教育能动性回应的实践发生机制集中体现在学校教育的制度衔接和家庭教育的功能替代两个基本维度：学校教育的制度衔接具体表现在“少年宫下乡”这一实践维度，家庭教育的功能替代具体表现在“学生寄宿制”这一基本实践维度，因而，乡村教育能动性回应机制的运作逻辑——基于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作用，实现学校教的“制度衔接”与家庭教育的“功能替代”，完成社会倒逼与乡村教育的能动性回应。
概而言之，以“多维互构”分析框架考察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的实践逻辑则会发现，乡村教育变迁机制存在市场逻辑作用下的“生源挤压”、行政逻辑作用下的“都市化转型”以及社会逻辑作用下的“能动性回应”3种不同变迁路径和实践样态。
本文考察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的实践逻辑，从F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经验过程可以发现，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呈现“多维互构”的实践逻辑。
首先，新型城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在其进程中人口流动导致的“生源挤压”是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社会动因。随着皖中F县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举家迁徙已成为人口流动的一种新常态，由此产生的留守儿童教育和流动儿童教育成为乡村教育变迁的首要实践维度：留守家庭和流动家庭（随迁家庭）成为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教育变迁的两类基本样态。作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结构转型和功能变迁的微观机制和实践样态，家庭教育结构转型和功能变迁主要集中体现在留守家庭的隔代抚育模式及其困境以及随迁家庭抚育模式及其困境；同时，人口流动对乡村学校教育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且不同类型的学校教育的变迁样态和作用机制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作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家庭教育模式转型及其功能变迁的另一主要利益相关主体，学校教育在人口急剧流动和快速变迁的现代性结构下，不可避免将受到冲击；另外，乡村振兴背景下市场机制对乡村教育变迁的另一个实践样态是生源挤压，即优质生源向上流动使得乡村教育面临生源危机。作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教育的重要变迁样态，举家迁徙引发随迁子女教育“脱域”化转型并进一步导致乡村教育实践场域里出现生源挤压现象，这种个体理性引发的非预期性后果也对学校教育实践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其次，为了应对农村校舍“空心化”和城镇学校“大班额” 并存等县域校际资源非均衡配置问题，适度有序的“撤点并校” 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能够有效保障学生就近就地享有高质量教育。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客观现象，“撤点并校”在F县的实践过程中呈现出自身的特征：作为资源配置的“撤点并校”本身无可厚非，且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和政策必要性。乡村学校在“撤点并校”政策实践过程中，同样面临师资结构失衡及其再生产困境，“撤点并校”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并发挥应有的政策效应，必须辅之以系列的配套改革方案；而家庭结构“半留化”是家庭抚育模式多元化的现实基础，家庭抚育模式多元化转型是作为集体理性的家庭应对“撤点并校”政策负面效应的重要策略，学校教学实践的都市化转型使得传统隔代抚育模式无法实现有效家庭互动，且家庭结构“半留守化”的实践样态呈现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反作用于学校家校互动机制并引发一种“大家访”的倒逼式改革。
再次，以“少年宫下乡”与学生寄宿制为代表的社会参与机制和能动回应体系也是构建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府行为的“少年宫下乡”实践与乡村教育体系部分程度实现了有效衔接，少年宫教育课程结构逐渐趋于乡土化与现代化的有机融合，少年宫教育功能逐渐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相互耦合；另外，学生寄宿制通过构建新型家校互动机制实现部分家庭教育功能替代，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有效缓解“撤点并校”负面政策效应，通过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部分解决家庭教育功能缺位困境。
最后，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呈现“多维互构”的实践逻辑。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是市场逻辑下的“生源挤压”、行政逻辑下的“都市化转型”以及社会逻辑下的“能动性回应”共时性作用的结果。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校际资源均衡配置的实践逻辑是市场、国家、社会三股力量及其对应的3种不同转型动力和作用方式“多维互构”的实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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